臣伏见天后时，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，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，卒能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；且请“编之于令，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，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，兹谓滥；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，兹谓僭；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代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以是为典可乎？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，考正其曲直，原始而求其端，则刑礼之用，判然离矣。何者？若元庆之父，不陷于公罪，师韫之诛，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非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号不闻；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枕戈为得礼，处心积虑，以冲仇人之胸，介然自克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而又何诛焉？
其或元庆之父，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，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，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？
且其议曰：“人必有子，子必有亲，亲亲相仇，其乱谁救？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，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；非谓抵罪触法，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，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，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，不亦甚哉！
《周礼》：“调人，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，令勿仇；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，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？《春秋公羊传》曰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，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，孝也；不爱死，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，服孝死义，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，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？议者反以为戮，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，明矣。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，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河东薛存义将行，柳子载肉于俎，崇酒於觞，追而送之江浒，饮食之。且告曰：“凡吏于土者，若知其职乎？盖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。凡民之食于土者，出其什一佣乎吏，使司平于我也。今我受其直，怠其事者，天下皆然。岂惟怠之，又从而盗之。向使佣一夫于家，受若值，怠若事，又盗若货器，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。以今天下多类此，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，何哉？势不同也。势不同而理同，如吾民何？有达于理者，得不恐而畏乎！”
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。早作而夜思，勤力而劳心；讼者平，赋者均，老弱无怀诈暴憎。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，其知恐而畏也审矣。
吾贱且辱，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；于其往也，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。
河东人薛存义将要启程，我准备把肉放在盘子里，把酒斟满酒杯，追赶进而送到江边，请他喝，请他吃，并且告诉说：“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，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？（他们是）老百姓的仆役，并不是来役使老百姓的。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，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一来雇佣官吏，目的是让官吏为自己主持公道。现在自己做官的接受了老百姓的俸禄却不认真给他们办事，普天之下到处都是。哪里只是不认真？而且还要贪污、敲诈等行径。假若雇一个干活的人在家里，接受了你的报酬，不认真替你干活，而且还盗窃你的财物，那么你必然很恼怒进而赶走、处罚他。现在的官吏大多是像这样的，而百姓却不敢尽情地把愤怒发泄出来并责罚他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情势不同啊。地位情况不同而道理一样，对我们的老百姓该怎么办？有明于事理的人，能不惶恐并敬畏吗？”
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了。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，晚上还在考虑问题，辛勤用力而耗费心血，打官司的都得到公平处理，缴纳赋税的都均衡合理，老的少的都没有内怀欺诈或外露憎恶的，他的行为的确没有白拿俸禄了，他知道惶恐和敬畏也明白无误。
我低贱并且被贬谪。不能在官员的评议中参与什么评议，在他临行的时候，因此，赠给酒肉而再加上这些赠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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